大桥工程局女实习技术员成瑞珠，在计算长江大桥上层的公路托架时，提出了一项修改建议，给国家节省30吨钢材。

　　在武汉市桥梁博物馆的展厅里，用一整面墙勾勒出了武汉长江大桥的数次构想。1912年，孙中山就提出应在长江武汉段建桥。当年的中国，京汉铁路、粤汉铁路本可贯通南北，却在武汉被长江截断。在万里长江上建第一座桥，成了几代志士仁人的梦想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工业家底薄弱、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匮乏、万里长江靠轮渡木划子渡过。建一座长江大桥，何其艰难。一批批20出头的年轻人前赴后继，克服如今难以想象的困难，在年轻的共和国实现了这“天堑变通途”的梦想。

　　记者采访中铁大桥局武汉桥梁传媒有限公司高级顾问、桥梁史专家余启新，曾走访无数大桥设计、建设的亲历者，他说道：“武汉长江大桥集合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，一代代先驱者们秉持着建桥报国的信念，用心血浇铸丰碑。他们不仅跨过了长江，也跨过了几千年的岁月沧桑。”

　　1913年，北京大学德籍教授乔治·米勒带着13名土木科毕业生来到武汉，27岁的李文骥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大桥的勘测和设想，受国力所限，设想只能落空。1928年，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受邀来汉实施“武汉扬子江大铁桥计划”，李文骥受命协助。两年后局势变化，华德尔离开中国，李文骥一个人留了下来。在极度缺乏材料、机具的情况下，他完成了初钻任务，并在1932年发表了《武汉跨江铁桥计划》。

　　世事动荡的年代，建桥谈何容易？两次造梦，两次梦碎，李文骥在《计划》中几乎是“苦口婆心”地阐述了为何要在武汉建长江大桥、江底状况如何、大桥在何处选址，连建桥的经费如何筹措都考虑周详。余启新说：“由此《计划》可看出，许多方面与后来建设的武汉长江大桥相吻合。亦可说明，该计划为其后的大桥建设计划打下了基础。”然而，这一份耗尽心血的计划仍被束之高阁。

　　1937年，李文骥再次参与大桥的设计和钻探，却随“七七事变”暴发而中断。此后他数度复探、倡议、筹谋，也数度受挫。1950年，出身贫寒的大学毕业生，已经成长为铁道部桥梁委员会委员，李文骥的“大桥梦”终于要在新中国照进现实了，他赶赴武汉进行测量钻探，又北上参与大桥设计。

　　然而，“壮志未酬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。1951年4月，李文骥因病去世。临终时，他一再叮嘱儿女，“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时一定不要忘记祭告你们的父亲！”弥留之际，他颤抖地写下“武汉大桥”四个字，抱憾而逝，时年65岁。值得安慰的是，6年后的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上，李文骥的次女作为播音员，通过电波向人们、也向父亲宣布了喜讯。

　　武汉长江大桥60岁时，人们曾统计过，“历经7次较大洪水、77次轮船撞击，肩负着每分钟60多辆汽车、每6分钟一列火车通过的荷载”。然而，它依然傲立于滚滚长江之中。

　　为了铸就这百年工程，数以万计的工匠们在武汉20年一遇的寒冬里、在1954年的洪流里、在每天都能抓到上百条蛇的江水里，坚守着、奋斗着。余启新感慨道：“现在我们总说工匠精神，这不就是最赤诚的工匠精神吗？”其中，从“放牛娃”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董明芳让他尤为感动。

　　在长江大桥建设中，苏联专家组组长西林提出用“管柱钻孔法”取代传统的“气压沉箱法”。24岁的董明芳在大桥工地上担任青年灌注突击队队长，突击制造管柱。然而，全组28人，只有董明芳等5人在汉水铁桥建设中干过混凝土工作，其余全是外行。刚开工时，规定3小时灌注一根管柱，他们要花7个小时，管柱上还常有蜂窝麻面。为了克服难关，董明芳和队员们拜访技术专家、参观大桥实验室、参观混凝土工厂、开技术座谈会、“师徒”结对子。搅拌机不够，他们就用手搅拌混凝土，每天要用坏几双帆布手套。

　　渐渐的，灌注一根管柱最快只要1小时25分。在工匠们的努力下，1955年内就提前完成了长江大桥水下基础施工的全部混凝土管柱的任务。1955年，董明芳入选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，1956年，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。直到晚年，他仍慨叹：“是大桥建设给了我人生的莫大光荣。”

　　从大桥上驶过，蛇山迎面而来，壮丽的黄鹤楼与古雅的长江大桥桥头堡相映生辉。当年谁也没料到，桥头堡的设计出自一位初出茅庐的小字辈。

　　1951年，25岁的唐寰澄进入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小组，后进入武汉大桥工程局从事桥梁基础设计工作。作为一名结构工程师，他却特别喜欢研究中国古代桥梁美学。

　　1954年1月，当时的政务院决定，就武汉长江大桥的美术设计，广泛征求国内外优秀作品。全国各建筑设计院及各大学建筑系纷纷投入到竞选中，其中不乏清华、同济等知名学府的顶尖设计人员，不到30岁的唐寰澄也提交了方案。在第一轮评选中，经由茅以升、梁思成、杨廷宝等建筑界泰斗的评选，唐寰澄的方案只获得了三等奖。但这一方案得到了周恩来的欣赏，并被确定为正式方案。

　　在余启新看来，当时的建筑界流行“大屋顶”式建筑，片面理解民族形式，造价颇高。桥头堡方案中就多有凯旋门式、古代宫殿式的设计。与之相比，唐寰澄的方案可谓逆大流而为，“桥头堡设计借鉴了清代黄鹤楼 ‘攒尖顶亭式’的建筑风格，引桥的双拱式结构同样沿袭自中国古代桥梁传统，整个设计表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灵秀之气、朴素之美，造价也不高，正好符合中央精神。”

　　事后，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对学生们说：“这次方案，建筑界败于年轻的结构工程师之手，在建筑思想上值得进行检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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